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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珍给记者展示完整的传统石碾南国都市报记者杨金运摄

 

“万铺的糖寮定安的布”，生动的民谣，唱出遵谭镇糖寮的辉煌往事。2月5日下午，58岁的吴奇珍老人站在糖作坊外，点燃一支香烟，瞅着冒烟苗的烟囱愁眉紧锁：20年前，遵谭镇村村都有糖寮，40多家糖寮往山东、上海、福建等地销售着土塘。而今，遵谭只剩下两家土糖作坊，却因经营不好而难以为继。

 

作为海口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统土塘制作工艺传习所，吴奇珍的这间糖作坊这几年都在亏钱。吴奇珍正考虑把传了5代的工艺传给儿子吴崇刚，但吴崇刚却对撑起新的辉煌缺乏信心。

 

土塘还可以驱寒

 

2月5日下午，海口遵谭镇龙玩村，吴奇珍的土糖作坊的烟囱仍在冒着烟苗。浓浓的甜味，远远便能闻到。作坊门口停着一部拖拉机，几堆甘蔗旁，工人们干得正欢。

 

这是该土塘作坊今年最后一次制糖了。想到就要放假，25名工人干得特别卖力。榨汁机旁，1名工人抱起甘蔗，一把把地塞进榨汁机。

 

经水池2层过滤，甘蔗水流入铁锅，又经3层过滤。8个铁锅大小不一，并排陈列，工人逐一往下舀蔗水。“300度的火候，逐步让它们蒸发，前3个锅里还叫糖水，到了第6个锅开始就变成糖汁了。”只见甘蔗汁入了最后一个锅，蔗渣已被滤去。4个工人手持木擦板，使劲磨擦，“让水分挥发，让糖汁成粉。”

 

吴奇珍说，这是今年最后一制了，做完这次，就要等明年再开工了。

 

吴海波是龙玩村的村民，这天下午，她兴致勃勃地来吴奇珍厂里买糖。“每年都要买一包，50斤，用玻璃罐装起来。”吴海波说，煮面条、煮姜水、煮绿豆汤，都可以用得上土塘，“我们不喜欢用白砂糖，喜欢用这里的糖，味道好，而且可以补身子。”吴海波说，只要储存得好，这一包糖，刚好够他们家用一年。

 

“我们的土塘生产过程除了榨汁机代替了石碾，其它都是原始的，生产出来的土塘更香甜，还可以驱寒。”吴奇珍说，当地人逢喜事、祭祖等，都要用到土塘。

 

传了五代面临经营问题

 

吴奇珍家制土塘的历史，可追溯到吴奇珍爷爷的爷爷。“我是第五代了。”吴奇珍说，他的曾祖父吴家芹是远近闻名的“糖客”，当时，他们家因制糖而辉煌一时。吴奇珍说，当时文昌、海口等地的人逢婚嫁、祭祀，无不来此买糖。

 

吴奇珍出生于1955年，有七姐弟，他是家里的老三。“初中毕业后，我父亲做生产队队长，也在制糖，我就跟着我父亲学起了土法制糖技术。”1989年，吴奇珍的第四个女儿出生那年，他开始自己创业，开起了目前他仍在经营的糖作坊。

 

吴奇珍的坚持和对技艺的追求，让他的糖作坊有了收获。2010年，吴奇珍的土塘作坊工艺被评为“海口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土法制糖工艺”，其后作坊又被评为“海口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统土塘制作工艺传习所”。吴奇珍，正式成为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土法制糖工艺代表性传承人。

 

光环背后，吴奇珍有了一种使命感，但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吴奇珍说，90年代，遵谭的土塘销往山东、上海、福建等地，集中运到秀英港后，一次性便销千吨。单就他的土塘作坊，每年就卖200多吨，“7条生产线，105名工人同步开工。”吴奇珍说，近几年来，生产线由7条缩减为1条，生产规模也下降到50吨左右。

 

“最近几年，每年亏损八万到十万元，难以为继了。”吴奇珍说。

 

史料载，琼岛唐代已有制糖业，宋代已成规模。明清时遵谭已有多家糖寮、油坊，所以遵谭有了“万铺”的美名。600年前就有了，以前每个村都有石碾，非常红火，吴奇珍说，80年代的时候，遵谭镇附近还有40多家糖寮，竞争激烈。但到了90年代，短短几年间，大糖作坊陆续出现，小作坊土糖销路受阻，经营亏损，纷纷倒闭。到现在，遵谭镇只剩下吴奇珍和另外一家，共两家土糖作坊仍在经营。

 

在遵谭镇下面的村子，随处都可以看到被遗弃的石碾。“别的村子有完整的，我带你去看一下。”吴奇珍将记者带到龙玩村隔壁的卜创村。走入一片槟榔园，一台完整的碾石机出现在眼前。碾石机是两个圆柱石组成，用于轧糖。

 

传统的方法，一天只能出两三百斤糖，产出率低，现在都改用机器来榨汁了。吴奇珍说，遵谭镇所在的羊山地区，因而才催生了该地区一派繁荣的手工艺糖业，而今，土法制糖正濒临消失。

 

传统土塘销路是否能突围？

 

吴奇珍点燃了一支烟，考虑着如何逐步把糖作坊交给儿子吴崇刚接手，让儿子成为他们家制糖工艺的“第六代”传人。但是，吴崇刚却对重振祖业缺乏信心。

 

吴奇珍也深知这一点。“我们的工艺，是传统传下来的，古代这样，现在也还这样，但是，它已经适应不了现代化的市场了。”吴奇珍无奈地说，几天前，一家上海的公司从他的糖作坊里采购了十吨土塘，准备尝试着销往日本，“但这只是运气，”吴奇珍说，他们也想搞出口，但目前生产条件不符合外国的要求。

 

离别之际，吴奇珍拿出两根糖条送给南国都市报记者，“我的糖很甜，春节到了，祝你们的生活像我的糖一样，甜甜蜜蜜。”(南国都市报记者杨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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